预测市场的演变：从中世纪赌注到现代平台

预测市场听起来像是一项当代金融创新，但在不确定事件上下注的基本实践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近千年来，人们通过有组织的投注来预测从军事胜利到王室继承的一切。如今的平台——无论是基于区块链还是由政府监管——都代表着人类将不确定性转化为可操作数据的长篇创新故事的最新篇章。现代预测市场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们的新颖，而在于它们有潜力实现社会信息处理和集体决策的民主化。

预测市场的早期起源：中世纪教皇选举到启蒙时代的咖啡馆

结构化预测市场的有据可查的历史并非始于选举或体育赛事，而是始于教皇会议。16世纪的意大利，富有的商人和神职人员会对谁将成为下一任教皇下注，通过信件和非正式交易设定赔率。这种宗教投注引发了不少争议，以至于1591年教皇格雷戈里十四世发出逐出教会的威胁，针对任何被发现投注教皇结果的人——这可以说是历史上对预测市场的首次正式监管。

到了18世纪的英国，这一做法获得了更大的合法性，伦敦的精英阶层将咖啡馆变成了政治事件投注的非正式市场。乔纳森咖啡馆（后来演变成伦敦证券交易所）成为了交易议会丑闻和首相更替信息的中心。关于政治结果的赔率在报纸上公布，实际上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民意调查的“答案”。

这一环境孕育出了预测市场历史上的第一个“鲸鱼”——英国议员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从1771年开始，福克斯在政治事件上下注巨大，包括茶叶法案的废除，甚至可能包括美国革命战争的结果。他对高风险预测市场投注的沉迷最终使他破产——这是一个具有警示意义的故事，现代市场中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福克斯的父亲最终用相当于今天数千万的资金救助了他，这一救援在当时被视为丑闻，就像现代观察者对近期市场重大变动的看法一样。

美国预测市场的崛起：从选举争夺到池塘规则

在大西洋彼岸，美国的预测市场也在独立发展，始于19世纪初。未来总统詹姆斯·布坎南曾在1816年著名地记录了因一次糟糕的选举赌注而失去的三块土地。更为壮观的是，纽约总检察长约翰·范布伦在1834年中期选举中执行了超过100次选举赌注，总额相当于今天的50万美元。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父亲，副总统马丁·范布伦，也曾是有记录的赌徒，这表明政治投注在家族中流传——甚至在权力的走廊中。

不同于伦敦的精英咖啡馆，美国的预测市场主要集中在纽约的台球厅，工人阶级的赌徒和政治操盘手聚集于此。这些场所引发了预测市场历史上的第一次“规则危机”。在动荡且充满腐败的1876年总统选举后——选举因广泛的违规行为而推迟数月——纽约最大台球厅“Smoking Old” Morrissey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定。他没有宣布市场作废，而是退还了所有赌注，同时保留了作为仲裁者的佣金。作为一名前拳击手，拥有强大的地方势力，Morrissey似乎没有遭遇严重反对。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报纸公布了选举投注赔率，并列出了主要赌徒及其赌注——这可以被视为第一份预测市场排行榜。这些赔率成为记者们衡量公众情绪的首选指标，直到1936年，盖洛普的科学民意调查方法提供了更系统的替代方案。二战后，预测市场投注在美国变得禁忌，被驱逐到地下的非正式网络中，直到几十年后现代的复兴。

现代预测市场的诞生：学术创新与监管谨慎

20世纪60年代，预测市场从非正式投注转向有组织的平台。英国的博彩公司Ladbrokes开创了选举投注，提供正式的政治竞赛赔率。这一传统通过Betfair得以延续，后者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点对点预测市场平台，证明了当合法基础完善时，包括英国脱欧在内的重大选举和政治事件都能产生巨大的交易量。

美国对预测市场的回归则源于学术界。1988年，爱荷华大学推出了爱荷华电子市场（Iowa Electronic Market，IEM），作为一个实验性平台，采用0-100的定价模型，预测正确的每份股份可获得1美元。面对监管权威不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发出“无行动”信，声明只要个人持仓不超过500美元，就不会追究责任。这一监管模糊状态持续到1990年代，使得IEM成为预测市场理论的历史实验室。

2002-2003年，Intrade由亿万富翁保罗·都铎·琼斯和斯坦·德鲁肯米勒部分资助，成为首个严肃的点对点事件合约平台。其结构类似于IEM，获胜者获得10美元，失败者得0美元。该平台在爱尔兰运营，获得了CFTC的默许，成为2004、2008和2012年总统竞选的主要赔率来源，CEO约翰·德莱尼经常出现在财经电视上，解释市场预测。

该平台的剧烈终结反映了预测市场监管的脆弱性。2012年大选后，美国政府追溯性声称Intrade违反了2005年的协议，允许美国人交易商品期货（如石油、黄金等）——尽管前用户争辩说此类交易实际上并未发生。为了避免昂贵的诉讼，Intrade驱逐了所有美国用户，并在几个月内申请破产。

Intrade的崩溃留下了两位传奇人物：麦凯恩和罗姆尼的“鲸鱼”——他们大量下注反对奥巴马，结果在奥巴马获胜时失去全部赌注。这些损失与几十年后出现的现代预测市场中的神秘“法国鲸鱼”形成鲜明对比——他正确下注数千万美元，预测特朗普2024年胜利，使得看好特朗普的预测对所有持多头仓位者都变得盈利。

监管冲击：创新何时超越法律边界

一个简短而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展现了监管风险如何限制预测市场的创新：2010年获CFTC批准的Cantor交易所，允许交易电影票房收入，未满两个月就被国会禁止。电影行业的游说压力极大，导致电影期货加入了被明令禁止的期货名单（包括洋葱，1950年代被投机者垄断后被禁）。有趣的是，Cantor Fitzgerald（Cantor交易所的母公司）长期领导人霍华德·卢特尼克后来成为了美国财政部长，尽管那时被禁的市场已成为历史。

PredictIt作为Intrade的继任者，于2014年获得CFTC的“无行动”信。由美国政治顾问Aristotle和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合作创建，模仿IEM的监管策略，设有850美元的持仓上限（相较于IEM最初的500美元限制经过通胀调整）。该平台成为2016年和2020年选举赔率的主要来源。

然而，PredictIt的命运显示了“无行动”信的有限持久性。2022年，CFTC撤回了其信，理由包括涉及赌博的市场数据——其中最著名的是“安德鲁·杨本周将发多少条推文？”的合约。该市场似乎引发了足够的现实后果（包括执法部门与杨本人联系），从而引起监管担忧。PredictIt目前在CFTC监管下运营困难，同时探索监管重组和潜在的品牌重塑。

加密时代：Polymarket和Kalshi重塑预测市场

2020年，真正现代的预测市场出现了：Polymarket和Kalshi。两者都起步较小，伴随着其他一些加密货币平台（如Augur、Catnip和FTX）。这些平台代表了一项技术突破：用户可以用价值1美元的加密代币进行正确预测的买入，其他情况则为0，直接存放在个人钱包中，通过智能合约结算，而非中心化中介。

Polymarket作为一个加密货币原生平台，所有交易都在链上通过智能合约完成，由去中心化验证协议UMA结算，赌注以USDC（由Circle管理的稳定币）计价。平台运行在以太坊的Polygon Layer 2网络上。2022年，Polymarket向CFTC缴纳了罚款，并同意禁止美国人参与——这是一个重要的监管让步，限制了市场规模，但允许继续运营。

Kalshi则走了不同的监管路径。经过Y Combinator的加速，2020年获得CFTC的全面批准，允许交易事件合约（但不包括选举合约）。公司在2022年申请上市选举市场被监管机构拒绝后，起诉了CFTC。随着最高法院裁决削弱了机构的酌情权，2024年，一名联邦法官裁定Kalshi可以合法上市选举合约。2025年，Kalshi进一步突破边界，推出体育赛事合约，目前正面临多个美国州的诉讼。

这两个平台由纽约的雄心勃勃、年龄相仿的创业者创立，得到了知名投资者的支持，竞争激烈，犹如Uber与Lyft或Visa与Mastercard的对抗。Kalshi限制仅限美国公民参与，所有仓位以美元定价。Polymarket则面向全球，但在其被CFTC罚款后，技术上排除了美国用户。

市场动态与2024年现象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对预测市场的关注。媒体对投注赔率的报道达到历史新高，记者们试图通过市场信号而非传统民调理解政治不确定性。两大平台的交易量激增，那位神秘的“法国鲸鱼”成为文化现象——他在特朗普仓位上累计数千万美元，并通过巨额持仓成功影响市场价格，偏向自己有利。

这一现象反映了一个根本性洞察：当重要人物在重大事件上意见不一时，最能体现信念的方式就是用真实的金钱下注。通过将所有言论和资金汇聚到一个系统中，预测市场可以释放出超越个别专家判断、民意调查或党派媒体叙事的集体智慧。

持续的障碍：监管、可用性与未来增长

随着预测市场交易量的激增，对新颖市场产品的需求也在增加。然而，监管的不确定性仍然是行业的根本限制。美国的监管框架，原为商品期货和体育博彩设计，难以适应预测市场——尤其是在选举方面，关于允许大额投注是否符合民主原则或是否扭曲政治激励，仍存在合法性争议。

Kalshi在体育博彩和选举市场的激进扩展，以及Polymarket在2024年底面临的司法部审查，表明两家公司将不断测试监管边界。同时，参与加密预测市场的技术复杂性仍是一个重要的可用性障碍，阻碍了主流参与，尽管成熟的交易者和机构逐渐习惯这些工具。

最可能的情景是，到2028年，Kalshi和Polymarket都将成长为行业巨头，而较小的竞争者则试图捕获细分市场或寻找监管规避途径。监管框架可能会逐步调整，更明确地容纳选举投注，或者可能会固化，限制预测市场仅限于体育、娱乐和经过批准的经济结果。

为什么预测市场重要：智慧胜过偏见

预测市场的理由并非它们能完美预测未来——没有市场能做到。它们提供了优越的过滤机制，用以在社会极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辨别真伪。当公民越来越通过算法策划、政治偏向的信息流获取新闻时，预测市场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替代方案：激励一致的分散知识汇聚。

传统民调仅仅询问人们认为会发生什么。而预测市场则要求人们用金钱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一差异意义深远。它将随意的投机转变为真正的承诺，过滤掉持有意愿较弱的立场，并创造出奖励准确预测、惩罚错误的价格信号。市场并非完美，但它们内部包含了民调——以及更多内容。

对于正面临极化和信息碎片化的西方民主国家来说，预测市场可能成为突破党派噪音、揭示“钱”和“愿意冒险者”对未来真正信念的工具。障碍是真实存在的：监管不确定性、技术复杂性，以及关于将政治结果货币化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合法性问题。然而，趋势是明确的：只要监管限制放宽，预测市场就会不断涌现，因为人类通过组织投注来整理集体知识的本能，在跨越几个世纪和文化中都表现出惊人的持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