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漫灌的關稅政策阻擋不了中國企業

來源： 敏大是一只柯基

過去幾年，我們做美國法律業務有個感受。特朗普在第一任期雖然狠話說了不少，但除了少數重點目標，大部分中國企業還算能低調拓展業務。

但在拜登時期，幾乎所有中國企業都感受到巨大的合規壓力。到了我們這兒，表現就是有許多從來沒做過美國法律合規的新客戶開始找我們做業務。

原因其實不復雜。美國聯邦政府的執法能力非常有限。如果不能充分調動私營企業，光靠聯邦政府的那點人手，很多政策都沒辦法執行到位。

美國聯邦政府的權力在過去幾十年增加了不少，但規模仍然不大。美國聯邦政府僱員全部加起來，從火星到海底，只有三百萬人。

以海關和邊境保護局（CBP）爲例，他們負責管理全美國海關的進出口檢查和執法，管轄超過300個主要邊境口岸，總共卻只有六萬人。

當然了，我不是說美國公務員少。美國廣義的公務員主體是各州的政府工作人員，聯邦加各州總共有2200多萬人，這可一點也不少。但對於關稅、外交等聯邦事權，州政府人再多也幫不上忙。

這就導致美國的對外政策，真正靠政府執法來保證實施的，始終是少數。

例如，拜登時期通過的涉疆法案，幾乎所有中國企業都有感。但美國海關因涉疆法案開展檢查的，從2021年到今天，總共只有1.5萬件，而這其中真正查實拒絕入境的，只有8000多件。

同一時期，美國每天從中國進口的郵包，注意是每天，都有數百萬件。

以美國海關的人手，絕無可能逐一檢查進口郵包，連實質性的抽查都做不到。

拜登政府如何保證法案實施呢？他們把合規壓力轉嫁給美國的私營企業，要求私營企業做好供應鏈合規檢查，政府只在特定情況下事後監管。

絕大部分美國私營企業都老老實實地，把美國政府的要求原模原樣地傳遞給中國供應商。這樣，每一個美國的經銷商和終端客戶都成了美國政府的眼線，他們會一對一盯緊中國供應商的供應鏈合規。

從這個角度講，拜登政府動員的政府執法資源絕不僅僅是美國海關的幾萬名公務員，而是把成百萬、上千萬最懂行的企業，都變成了政府權力的延伸。

拜登時期的新能源政策也是如此。拜登政府通過的《通脹削減法案》（IRA）爲在美國銷售的新能源汽車提供了高達每臺7500美元的稅務補貼，但享受補貼是有前提的：

具體規則比較復雜，簡單來說，新能源汽車的電池必須有超過一定比例在美國（或美墨加自貿區）生產，而且生產商的中國背景也不能超過一定比例。

我們不少客戶爲了申請補貼，把工廠搬到墨西哥或東南亞，逐漸剝離中國背景。這完全是企業出於經濟利益自發的行爲，幾乎沒有政府的直接監督。

如果一定要說美國聯邦政府有所監督，就是在申請稅務補貼的時候，美國能源部和財政部會對申請材料分別進行書面審查。

拜登政府實現的執法效果，遠遠超出他們付出的執法成本。

同樣的事情，拜登政府能做，爲什麼特朗普政府不行？

因爲拜登政府非常重視合規政策的可行性。企業配合政府實施合規政策的前提，是企業評估認爲，遵守合規政策的收益大於違法的風險。

換言之，政府必須給企業一條出路，企業才能執行下去。

拜登給新能源企業留下了墨西哥和東南亞的窗口，試圖逐步削弱中國國內的產能。特朗普無疑認爲拜登的舉措太慢。他採取的大水漫灌式的大棒政策，看起來很佔媒體版面，但其實無形中把大量美國私營企業，同時也是美國政府執法的主力，推到了對立面。

以美國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禁酒令作比，如果美國政府精準打擊蘇格蘭威士忌，可能確實可以讓蘇格蘭產的威士忌在美國市場消失。

但如果美國政府通過的是全國性、一刀切的禁酒令，最後的結果就只能是如歷史上發生的那樣，大範圍屢禁不絕的走私和私釀。

本來就是走私酒，當然無所謂產地在哪裏。不光政策無法落實，禁酒令最終還會由下而上被推翻，哪怕是通過嚴苛程序制定了憲法修正案也一樣。

關稅政策也是如此。

如果美國對中國加10%的關稅，美國私營企業會把成本轉嫁給中國供應商，讓美國消費者感受不到物價漲。

如果美國對中國加50%的關稅，美國私營企業會督促中國供應商轉移到墨西哥或東南亞，代替美國政府完成中美供應鏈脫鉤。

但如果美國對全世界都施加高額關稅，對中國的額外關稅加總到100%以上，我反而樂觀起來了。

不要說中國企業，美國私營企業自己都會想出辦法來規避美國政府的監管。他們的這些辦法，一定不是美國政府樂見的。

總而言之一句話，美國私營企業才是美國政府執法的主力。

當特朗普站到美國私營企業的對立面，指望光靠幾萬名聯邦政府公務員來推進實施，他的政策一定無法真正落實。